翻译与经济发展
随着世界“全球化”速度和中国经济建设进程的加快，世界文化交流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进程，而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的翻译事业也取得了惊人的进展，特别是上世纪末至今的岁月里，翻译事业，尤其是翻译理论的发展更是形势喜人。翻译理论不仅有语言层面的具体分析，如：直译与意译、信达雅等，还有上升到文化层面的归化与异化、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甚至更进一步的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后殖民翻译”理论等。纵观翻译史，翻译理论不仅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广，层次也越来越深。理论家们逐渐地将翻译理论与语言、文化、政治、哲学、心理学、美学、音律学、逻辑学等等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使得翻译学越来越丰富。
然而，在当前这个经济飞速发展，几乎一切行为都和经济活动紧密相关的时代，却很少有理论家认真地探讨翻译和经济的关系。这似乎既不合乎逻辑，也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在此，笔者将浅析一下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自19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和翻译行为的辨证关系：
1． 经济发展对翻译所起的作用，旨在用“后殖民”理论分析西方，或者说发达国家通过经济殖民变相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文化和政治殖民，从而论证强势经济→强势政治→强势文化这一理论；论证翻译作为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在殖民化过程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以及殖民地人民通过翻译活动进行反殖反霸，重树民族形象和文化地位的努力。
2． 翻译活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好的翻译行为会大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不 良的翻译行为又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由此，得出结论：翻译是一种经济行为，要大力发展我国翻译事业，并通过翻译来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交流，重树中华文化的地位和形象，必须大力发展经济，由强势经济引导强势文化，使中华文化真正走向世界。
一．经济发展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要说明经济行为与翻译活动的辨证关系，首先要明确经济行为以及翻译活动的经济性这两个概念性问题。
高级汉语词典对经济行为的定义是：指社会物质生产、流通、交换等活动。翻译也是一种经济活动，首先表现在对翻译作品的选择过程即是一种市场调研的过程。为了使翻译作品更好的流通，从而达到赢利的目的，译者必须对众多的作品进行选择，筛选过程不仅要考虑译入语市场的接受能力和意愿，即其流通的可行性，还要考虑翻译或者说生产此作品的成本，即翻译的难易程度、翻译时间的长短、印刷的质量等等；其次翻译的过程即是翻译作品的生产过程；译作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在译入语地区的销售来达到文化交流和赢利的双重目的，即产品的流通和销售过程。所以说翻译是经济活动。
既然翻译活动是一种经济活动，那么，经济发展必然对翻译活动产生各种影响。本章将主要以“后殖民理论”为视角，既历史性又现实性地分析翻译与经济的辨证关系，进而论证一个观点：强势经济→强势政治→强势文化。
“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亦称“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是一种发端于20世纪40－60年代的多元文化理论，它主要后殖民时代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以后殖民理论为基础的后殖民翻译理论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和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和强势文化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利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同时，翻译也是弱势文化对霸权文化的一种对抗，是弱势文化重新树立自己被强权所歪曲的形象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但是，正如我们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是强权政治还是霸权文化，其根本还是强势经济。
1. 纵向分析经济发展与翻译活动的关系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政局经历了三个重大阶段：旧殖民阶段，新殖民阶段，后殖民阶段。虽然各有特征，但三个阶段的共同点是：强势经济→强势政治和军事→强势文化，即无论是前期的军事政治殖民，还是后期的文化殖民，最直接的起因应该是经济殖民。
旧殖民阶段主要指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段时间。其特点是殖民宗主国对于殖民地国家赤裸裸的政治、军事统治，殖民地国家或彻底或部分地丧失了自己的国家主权。工业革命，使得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国力空前强盛。为了扩大再生产，满足其经济发展的需要，各欧洲列强用军事和政治手段打开殖民地的大门，开始了世界性的殖民扩张。在对殖民地的生产力、生产资料进行疯狂掠夺的同时，极力推广其语言在殖民地的使用，使得英语等成为殖民地的官方语言，并且通过翻译的方式将其强权政治及思想观念传入殖民地，对其进行文化殖民。正如后殖民翻译理论所阐述的：翻译活动是强权政治和强势文化对外扩张的工具，是一种变相的殖民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萧条、大倒退。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纷纷独立，取得了国家主权，并开始摆脱帝国主义的直接控制。但是其落后的经济，导致其政治上仍然无法彻底摆脱对于原西方宗主国的依赖。这就是殖民关系的第二阶段，即新殖民主义阶段。在此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导致了文化危机、信仰危机。资本主义不再是神话，大批的西方知识分子向左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话语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青睐。随之而来的是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共产主义的学说、作品、电影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传遍全球，反帝反殖的呼声日渐高涨。
上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转机，经济的重建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福利制度的完善，最终形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强势经济。第三世界要发展，必须接受西方经济的发展模式，借鉴其经验和资金。而西方国家在将其资金投向全球的同时，也将其政治、文化模式通过翻译的方式传播到第三世界国家，将其思想观念强行输灌给殖民地文化，再次形成其霸权政治和强势文化。这就是后殖民阶段。
如果说旧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主要体现的是西方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那么，后殖民主义理论则集中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文化关系。但不论是哪一种殖民，其根本都是强势经济。“帝国主义夹着钱夹回来了”是对强势经济→强势政治→强势文化这一理论非常形象的描述。
2. 横向分析经济发展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1)、经济影响下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关系：
强势文化泛指文化底蕴深厚，对其它文化有深厚影响力和同化作用的文化。和强势文化相对应，弱势文化指在世界上处于从属地位，影响力小，容易被同化的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惠及过东洋南洋，而且影响过西洋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大，所以历来被当作强势文化，特别是相对于亚洲其它各文化来说，更是如此。但是，强势文化的地位并不是自古就有且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地位的起伏而变化的。
张宽在“关于后殖民批评的再思考”一文中谈到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大致分两条线索：第一条将中国加以美化，把中国文化作为正面的典型来借鉴。早期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多数情况下是正面的，这种形象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中晚期；第二条是将中国加以丑化、将中国文化作为反面的典型。这条线索开始于19世纪。其论证的主要题目是：东方民族天生的奴隶性格、东方专制主义、中国人低下的智力和道德、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等等。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导致此转变的直接原因还是经济。众所周知，直至十八世纪中晚期，中国的封建经济发展稳定，国富民强，所以中华文化也一直处于强势，对整个世界文化有着良好的影响；而近代史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竭力维护着已经落后的封建经济，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经济实力渐渐落后于西方殖民国家，最终导致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体。于是，中华文化也随之由强变弱，由美变丑。当然，这种“丑”是霸权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刻意歪曲，目的是“从这些论题中轻而易举地便能够推导出欧洲征服中国的权利”，（“关于后殖民批评的再思考”）进而达到其文化殖民乃至政治殖民的目的。
由此可以看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状况随时进行着角色互换。不仅历史的进程如此，当前的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亦如此，而作为主要文化媒介的翻译活动也不例外。
近代以来，大陆的经济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其弱势经济必然导致弱势文化。表现在翻译活动上，无论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理论，大陆都受港台乃至韩日影响。
台湾从7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发展文化研究，至今已经召开过近30次较大规模的文化研究学术会议，在10多所大学开始近百门文化研究的课程，就数十个文化研究的议题出版了近百部学术著作和翻译著作，发表了数百篇相关论文。相比之下，大陆的文化研究则显得相当薄弱。而且，如同整个文化研究，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也同样处在一种学术后殖民的尴尬状态，我们不仅从西方发达国家寻求学术流行主题，而且几乎照搬西方翻译理论的学术概念、方法甚至阐释。现有的翻译理论大多是对西方理论的一般介绍或是对其进一步的论证或阐述，具有分析深度和学理深度的理论，特别是我们自己特色的学术成果极其罕见。
在翻译实践上，同样可以看出港台与大陆的强弱关系。韩流专家马雪说：“韩剧刚刚开始在中央台播放的时候，我发现来自港台的配音和翻译跟来自中央台的配音和翻译所表现的情绪是非常不一样的，初期的时候可以坦白的说是港台的翻译更贴近韩剧原本的感觉，而中央台那时候翻译的内容则有点像教科书，有些很调皮和搞笑的内容都没有表现出来….”
近年来，韩剧在海外的发行量已超过中国大陆，并且逐渐形成“韩流”袭击全世界的局面。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海外发行部经理张琳透露，一部精品韩剧平均每集的投资合100万元人民币，而国产剧顶尖产品也只有几十万元。除此以外，还有政府在文化推广上给予的强有力支持。据2005年11月5日《新京报》报导，近年来，韩政府将文化产业作为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给予积极培育。在新政策扶植下，大量资金的投入，保证了韩剧的高质量制作水准。韩国MBC电视中心主任李殷珪说：“如果公司制作一部电视剧在卖给电视台后，资金周转不灵，政府就会出面引导其它商家对其进行投资，而将韩文翻译为外语后，几乎能得到全额补助翻译与制作费。光KCCA(文化内容振兴院)每年的资金投入就高达5700万美圆。”
2). 受经济支配的中心文化（霸权文化）和边缘文化：
根据后殖民理论，中心文化主要是指“Anglo-American Culture”，也称殖民文化或霸权文化，而边缘文化则通指英美文化以外的殖民地文化。中心文化对边缘文化的殖民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A. 翻译作品量的比较：
英美国家倚仗其强势经济，在 “全球化”的招牌下，向殖民地国家输入资本的同时，也将其文化通过翻译的方式渗透到殖民地国家，形成典型的霸权文化。霸权文化一方面往边缘文化大量输出翻译作品，另一方面却拒绝或者有挑选有节制地输入边缘文化的作品。突出的表现是，英美文本的翻译在世界上输出量最大，而输入量却最小。这种不平等的文化贸易本身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
Edward Said曾感于上百亿的人读Shakespeare的作品，而东方和阿拉伯地区却从来没有作品享有如此的殊荣。Venuti则悲叹上世纪90代初，英美出版的书籍中翻译作品分别只有2.4%和2.96%，而同时期意大利出版的书籍中翻译作品却占25.4%，而且其中大部分是译自英语。
中国在翻译作品的引进和输出上，同样存在着明显逆差。综观近几年的统计数据，2002年全国版权输出1297项，2003年1317项。其中绝大多数的是输出到港台和亚洲国家的，而输出到欧美国家的仅占1－2％。2004年，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2030种，输出16种；2005年，对美版权贸易是4000∶24。
B. 翻译作品宣传的内容和方式的比较：
根据Edward Said的后殖民翻译理论，译本的生成有着外部制约条件，同时译本生成后对目标文化有着颠覆作用。于是，西方世界依靠其强势经济，使其文化成为强势文化，掌握着话语的主动权和文化的输出权，他们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当作一种占绝对优势的世界性价值观，通过翻译的方式强行输灌给第三世界国家；同时，对东方文化和形象进行刻意歪曲和丑化，以便于其文化和政治殖民。“(西方的)东方学者总是在其研究中将东方转变为它正好不是的东西。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为了他自己的文化的需要。”1
不仅如此，霸权文化在输入边缘文化的翻译作品时，也会非常仔细地选择符合其霸权文化需要的作品。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在国际上的获奖作品及影片也几乎毫无例外的是宣传我们落后、丑陋的一面的，如：红高粱、黄土地等。而中国影视作品在欧美国家的上映率极低，而且全部都是在一些地方小台，或华人电视台放映。影片也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武打片、古装戏类。真正反映我们优秀传统和文化的经典作品很难在那里传播。其主要原因是经典作品不符合霸权文化进行文化殖民的需求。
C. 霸权文化在民族心里上的影响和暗示：
Amilcar Cabral指出：“……只有通过对其文化进行长久而秩序的压制才能实现对其真正的统治……事实上，通过武力手段实施对某一民族的统治，主要的是通过武力对其文化的毁灭，至少是使其文化瘫痪、失去应有的效力……” ([1973]1994:53)2 为了使其对边缘文化的殖民合理化、长久化，霸权文化不会满足于仅仅对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政治的统治，还会努力对其进行文化、意识形态的统治。霸权文化利用其话语的主动权，使边缘文化被迫处于失语或无言状态，因而其文化传统面临威胁，其意识形态受到冲击并逐渐嬗变。霸权文化在民族心里上的影响和暗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殖民文化本身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其文化的传播是对整个人类的解放或救恕，正如英国殖民者Cecile Rhode所说：“我坚持认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种族；在这世界上，我们居住的地方愈多，对人类就愈有利。”3他几乎道出了从古至今的西方霸权文化的共同心声。早在对欧洲的发现和征服时代，爱尔兰就被当作“远离文明的野蛮国家”，“一片被其居民忽视的潜藏财富的土地，正期待着被解放。” (Hadfield and Mcveagh 1994:16)4 同理，不论当代的美伊战争真正目的何在，结果如何，大部分的美国公民都认为美国是正义的代表，支持布什总统攻打伊拉克，以便解放伊拉克人民，帮助他们走向民主和富强。
其次：就是后殖民理论的倡导者们，如赛义德、 斯皮瓦克、巴巴等这样的夹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中间的“香蕉人”，也在反对西方殖民的同时，表露出对西方殖民文化的赞美，而在面临东方时，还会表露出其作为第一世界文化圈中学者的优越感。这种矛盾的心里和行为主要源于他们特殊的生活背景：出生于第三世界或者是弱势文化的后裔，却接受了正统的西方教育，讲流利而优雅的英语，对西方文化了如指掌，在世界著名大学作教授或知名学者。所以，在反对霸权和殖民的同时，还会认为他们的理论只有用英语表达出来，并被西方学术界所接纳和推崇时才是成功的，有意义的。“他们在与帝国主义强势文化的比照当中，认识到本族文化的原始、愚昧、落后，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帝国的统治，并按照帝国的价值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甚至在后冷战时期充当帝国在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从而在异国他乡成为一群迷失家园与身份的‘少数民族’”。5
同时，东方，包括中国在内的文化都受到殖民话语的暗示，人们从心底认为自己是落后的、丑陋的、应该被解放的。且不说从戊戌变法到“天演论”等均以“西化”为变革或革命的主题，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家们如胡适等，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即使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也多少受到殖民话语的暗示。正如张宽所说：“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我们当下的一些不断得到西方喝彩的文艺创作，就其对中国文化的刻意歪曲以取悦西方，消解本位而言，不啻是在参加萨伊德所谴责的东方主义的大合唱。”
实践上来讲，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得到西方喝彩的文艺创作，大多对其本身文化刻意歪曲以取悦霸权文化，其主要目的无非是通过得到霸权文化的认可，从而巩固其本身在本地或在国际上的地位，最终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在国内，各种作品的制作手法和评判标准，常常也是西方化的。以陈凯歌等为代表的许多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被指责为是后殖民主义时期东方主义的产物。原因是认为他们的一些电影迎合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
理论上来看，上世纪80年代起，西方翻译理论逐渐在中国的学术圈中建立了一种话语霸权。除了早期的“直译与意译”和严复的“信、达、雅”外，几乎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翻译理论，而是亦步亦趋地紧跟在西方翻译理论的后面，进行着相应的介绍、阐述、争论和引用。到九十年代，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批评家和学者为了证明自己理论立场的合法性，首先会在西方理论中去寻找依据，而很少去质询这些理论话语是否完全适合中国的文化背景，是否可以简单地套用在中国的翻译实践中。
三. 经济对具体翻译行为的影响
1. 翻译手法的选择：归化与异化：
1). 归化和异化的含义：
19世纪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提出的两种翻译方法是：一、译者尽量不打
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二、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这是对归化和异化翻译的早期解释。受Schleiermacher启发，翻译的归化和异化是在 1995 年由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提出的。近年来，归化和异化一直是翻译理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我们所说的归化是指语言形式上或者语言形式所负载的文化内涵倾向于目的语的翻译策略，也就是用符合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和传统文化的策略进行翻译；而异化是指在语言形式上或者语言形式所负载的文化内涵上倾向于源语的翻译策略，也就是尽量移用源語中的語言形式、习惯和文化传统，在译文中突出源語的“异国情调”，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洋气”，这种洋气有时既体现在语言形式上，也体现在文化内涵方面。
例如：对Gong With the Wind中的角色的人名的翻译有两种。黄怀仁、朱攸若采用异化法，将Scarlett O’ Hara译为斯卡佳利特•奥哈拉，Red Butler译为雷特•巴特勒，Ashley Wilkes译为阿什礼•威尔克斯，让名字听起来更具“洋味”；但傅东华先生则更多的考虑了中国读者的接受力，采用归化法，有意将人名、地名译的颇具中国特色。Scarlett O’ Hara作郝思佳，Red Butler为白瑞德，Ashley Wilkes作卫希礼等。
某些习语源于古代历史和宗教，就很难采用归化的方法。只好采用异化法。如：“the Trojan horse/ 特洛伊木马”，“ tower of ivory/ 象牙塔”和“ McDonald/ 麦当劳”等。
归化异化不仅有语言层面的，更有文化、政治层面的。
例如：如果将美国电影Waterloo Bridge这一片名译成“滑铁卢桥”,乍一看观众定会认为这是部与拿破仑打仗有关的战争片或介绍与该桥建筑有关的纪录片。但实际上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片。所以译者把原名“滑铁卢桥”译成了“魂断蓝桥”,这样做不仅避开了中国观众由于地城文化差异、历史背景知识缺乏而引起的迷惑，而且“蓝桥”更容易让人联想起“鹊桥相会”类的爱情故事。这便是典型的文化归化翻译手法。
很少有人会象Antino Houder De la Motte那样，翻译《以利亚特》时，将原作的24卷的缩减到12卷，目的不只是为了贴切，而且为了符合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学风格：悲剧。他义正词严地为自己的作法辩护道：“在上演一场悲剧时，假如在每个间歇期间，演员都出来告诉观众即将发生的故事情节，那么观众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吗？”所以，翻译时，他将原著中所有这样的安排都删掉了，以便使自己的译作符合当时的大众文化的要求。这也是一种文化层面的归化翻译。
中央电视台把《半边天》栏目，译为“Half the Sky”，虽然可能由于部分西方人不知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而遭到置疑。但了解了其内涵后，大部分西方人已渐渐接受。通过这种异化翻译法，不仅将新中国妇女的地位，同时也将一种中国文化迅捷又准确地传播给世界.
而雪莱的诗Ode to the West Wind里著名的诗句“O，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东风在汉语中代表的是温暖、希望正义，而在英语中，东风指来自北欧大陆的寒冷之风，而西风却代表希望、温暖等。所以用异化的手法原汁原味地译为“哦，西风，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则需要加注释。这样的译法能让读者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
2). 后殖民理论下的归化和异化：
Venuti对归化和异化的阐释，起源于Schleiermacher的理论，但不同的是他将Schleiermacher论点放在后殖民语境下考察，不仅从读者与作者的关系，而且从目的语及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归化和异化法，从而得出异化翻译的主张，目的是从后殖民的角度对霸权文化做出反击，同时帮助弱势文化或边缘文化重树自己的形象和地位。
A. 强势文化的归化法：
英国革命以来，特别是二战后，英美迅速发展的经济确立了其价值标准及语
言在全球的霸权地位，从而更加确定了英美霸权文化的语境。他们无论在选择待译作品还是选用翻译策略时，始终贯彻归化的方针，只接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美文化意识形态的外语文本。
例如，“Venuti曾注意到，20世纪50－60 年代，美国的跨国出版公司在引进日本文学时，就‘非常有选择性，相对集中在少数作家的作品上，主要是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的作品’(1998:71)，他们的作品迎合了美国读者的‘怀旧情绪’……”7 而在引进阿拉伯作品时，欧美国家一直按照自己心目中的“阿拉伯主题” “阿拉伯形象”对其文学进行取舍：被译成欧美文字的阿拉伯文学往往是那些表现野蛮、荒诞、偷盗、色情等社会阴暗面的作品。
英国著名学者Lefevere Andere在“翻译文学：整合理论探索”（Translated Literature: Towards an Integrated Theory） 中例举Bertolt Brecht的作品在西方被大量过滤筛选，目的是更好适应英美世界所盛行的艺术规范和观念体系。他在“人类方言结构阐释”（That Structure in the Dialect of Man Interpreted）一文中，引入了“以权谋文、以势压文”的概念，指“任何一种权势和力量，借助于这种力量的影响，可以鼓励、宣传、禁止、查封甚至摧毁任何一种文学作品”。 并指出“在某个历史时期某些社会、经济力量可以对文化实施影响。”
强势文化的归化，不仅表现在语言和作品的选择上，更重要还表现在其对弱势文化的冲击和同化上。当前，全球化热潮席卷全世界，表面上看来是经济、文化上的日趋平等，而在文化实质上却更多地属于西化甚至美国化，美金、微软、CNN、好莱坞电影、麦当劳、肯德鸡、麦当娜和杰克逊等，已渗透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甚至取代了当地的传统文化。
强势文化采用归化翻译的目的已很明确，而非霸权文化，特别是那些经济落后、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为了迎合强势文化的口味，译者总是依照英语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对译入文本进行调整，用流利的英语翻译，而不符合其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的内容，又通过归化的手法进行删减、改写甚至重写。这样，一方面能由于译作的大众化而博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帮助自己的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传播。
1993年，日本当代女性作家Banana Yoshimoto的一部中篇小说和一篇短篇小说的英译被合在一起以Kitchen为题在美国出版，并受到书评家的广泛关注和赞赏。其走红的主要原因是，书中的人物极其西方化，全书整体描绘了一个美国化的日本形象，这使得对日本的迅速崛起而忧心忡忡的美国读者从心底感到宽慰。本书即是弱势文化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依附屈从的典型例子。
而在其对早期爱尔兰叙述诗的翻译中，Standish O’Grady牺牲了原著的风格、人物性格、语言结构甚至人物的姓名以便附和其英语读者的口味。而这些牺牲却不仅使他的翻译和翻译中的爱尔兰神和英雄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而且使得更多的人了解了爱尔兰语言、文学和文化系统等，为爱尔兰在强势文化中重树自己的文化形象和地位奠定了基础。正如Maria Tymoczko所指出：“通过技巧性地对文化帝国主义某些程度的顺从，爱尔兰的翻译家们得以实现更伟大的战略性目标：文化和政治的抵制、反抗和自治。”8
B. 弱势文化的异化翻译法：
后殖民理论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所以，以Venuti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号召美国的翻译家在翻译的过程中都努力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羁绊，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向美国的读者输入充满语言文化价值差异的异国文本。
Venuti指出：“在试图遏制种族中心主义的篡改式翻译这个层面上，异化翻译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非常值得作为一种战略上的文化干涉，用来反对拥有霸权的英语国家，反对它们使世界上其他国家卷入其中的不平等文化交流。用英语异化翻译可成为抵抗民族优越感、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文化自恋的一种形式，以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 （Venuti 1992）
在后殖民理论家们的倡导下，异化翻译不仅在西方理论界被认同和接纳。随着第三世界政治上的进一步独立、经济的快速发展，弱势文化对文化平等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输出到发达国家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第三世界国家采用“异化”翻译，目的是在西方重树本土文化身份，纠正被扭曲的形象。这种策略也是第三世界反政治霸权、文化霸权和经济霸权的一种手段。
例如：英语中的“qi gong”（气功）、“taiji quan”（太极拳）、“kong fu”（功夫）、“typhon”（台风）、“tou fu”（豆腐）、“tao”（道）、“yin yang”（阴阳）、“jiaozi”（饺子）等，这些词汇原本并不存在于英语的语言系统中，译者通过“异化”翻译的方式，使一大批带有中国文化风情的词语逐渐为英语这一强势语言所接受，并在大众文化中得以广泛传播和运用，甚至引起了相关的中国文化热潮。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是英美国家的中医、气功、太极拳的学习热潮长盛不衰，各旅行社还组织气功、太极专项团来中国旅游、学习，由此还引起了汉语学习热以及西方人对中国的道教、阴阳等文化的兴趣，使得相关中国文化为西方世界所了解和瞩目。
翻译负有文化交流的使命，即尽可能把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习惯介绍给另一个民族。鲁迅先生就特别强调译文要“保留原文的丰姿’’。 当今时代，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越来越广泛，各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地球村”、“全球化”正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对于外部世界的熟悉了解更变成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异化”翻译作为缓和文化冲突的手段之一，不仅有益于向外国介绍本国历史文化，也让本国读者有机会熟悉了解异域风情，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汉语中的幽默（humor）、冷战（the cold war）、挤的象沙丁鱼一样（packed like sardines）、因特网（internet）等都是采用异化翻译法，不仅被中国大众所接受，也丰富了中华文化。因此，不论是从传播中华文化、重树弱势文化地位的角度，还是从促进世界文化交流这个角度上讲，我们都应提倡异化翻译，全面、完整地向译语读者介绍原文的全部意蕴，包括文化。
2．翻译文本越来越明显的经济指向性：
1). 非文学文本的经济指向性明显: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目前正在经历第四次高潮。前三次都是以文学翻译为主，而第四次高潮，非文学文本特别是经济类文本所占比率越来越高。如法律文本、商业书信、工程、合同等不仅内容多以经济为主，而且以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而对非文学文本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讨也已成为当前翻译界日渐关注的内容。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李长栓《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是系统性探讨非文学翻译的专著。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非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将日益凸现。
2). 文学作品需要畅销，译制片讲究票房率：
畅销及票房率高的作品不仅是对其文化内涵、作者、译者等的最好的认可和宣传，更重要的是它们会最终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而经济效益又可以用来做更广泛的宣传，使得作品更畅销、票房率更高。
拿人们最熟悉、爱戴的美国大片《指环王》举例：其三部片子总投入不到2亿美元，但据2003年的不完全统计，其第一集全球票房11．7亿美元，第二集票房上升到12．6亿美元，第三集全球票房超过前两集达到13亿美元。别说大洋洲、北美和欧洲票房将扶摇直上，就是亚洲的日本，据说首映的预售票第一天就卖出了1．3万张。而一部影片获得轰动的更大效应还在票房之外。好莱坞的行家们说，制作影片的DVD、VCD、录像带，制作有该片内容、人物的游戏、玩具、文具，甚至印有这些电影人物、场景的儿童服装和各种用品等，这些“后电影”产品和效益比电影票房要大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指环王》等影片的“魔力”也就不仅仅在片中了。
所以，无论是译者还是翻译作品的出版商，都首先选择能够走红、畅销的作品，以追求一种良性循环。这也是为什么韩国政府会大力扶持名牌产品、及在海外发行、上映的作品。
3). 翻译作品也需要好的销售渠道：
既然作品的畅销是其成功的重要标志，那么销售渠道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特别是作为弱势文化，我们要打开国际市场，使我国的翻译作品能被强势文化所接受，除了作品本身要经典，翻译水平要达标，还要花大力气疏通销售渠道。
拿最大众化的文化形式电视剧来说，近年来，国产电视剧的质量越来越好，有数据统计，2001年以前，国内的电视剧场几乎是被西片、港片、台剧、日剧等译制片所占领。而5年后，国内电视台90％都是靠国产电视剧来支撑的。必须承认，国产电视剧击败了众多对手，夺回了国内电视市场。但问题是，国内的收视率虽大大提高，可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却还是远远落后于日韩剧、港台片。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国际销售渠道还没有打开，或者说不够灵活多样。中国传媒大学电视节目制作中心主任杨晓明指出，韩剧的制作模式和销售渠道是其在海外成功的主要原因。“韩剧往往是由韩国几家大电视台负责制作的，制作班子先拿出剧本同电视台谈判，从内容到价格都先确定，然后再’以销定产’。由于电视台拥有渠道和资金优势，所以韩剧可以拥有高投资、低风险和固定收视率。但我国电视剧是先生产然后再通过市场销售到各个电视台，风险自担，利润又偏薄，这就导致了中国和韩国电视剧的巨大差异。”
二．翻译行为对经济的影响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感人的人类社会的交流与发展史，体现在近现代的经济社会，更是一部经济发展史。翻译活动带动的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变革和进步，最终都会反映在经济发展上。
1. 翻译活动引起的世界性的经济变革：
工业革命导致了世界性的殖民体系，同时也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打开了世界的大门；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遭到普遍怀疑，马克思主义学说呈燎原之势开始在世界各地传播，并引起了世界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20世纪中叶后，西方国家度过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重新树立在世界的威信，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经验；20世纪末，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主要是学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济建设经验，从而使中国走向繁荣昌盛……
所有这些大的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翻译活动。 翻译是引进这些经验和理论的最直接的媒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代表人物接受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通过大量翻译和介绍西方文明，掀起了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高潮。到20世纪初，介绍西方启蒙思想的书籍在中国已翻译了250多种，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则主要翻译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此次运动的意义在于：“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了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得到弘扬，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9 最终导致了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
2． 科技作品和成果的传入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
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发展一直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欧洲的工业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即是一场科学技术带来的经济革命。这场革命首先起源于英国的机器发明如纺纱机、蒸汽机车等，使得英国的大机器生产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进而英国工业的成果逐渐向欧洲大陆和北美传播。其结果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和城市人口都成3、4倍增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而离开翻译行为，这些科技成果是无法向全世界传播的。
再拿计算机举例。信息时代，计算机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推动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而计算机的传播首先需要将计算机语言翻译成普通语言，还要从英语翻译到其它语言。可以想象，没有翻译活动，计算机的作用也就无从发挥。
3. 不良的翻译行为可以导致重大的经济损失：
翻译行为一方面可以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利益，而另一方面来讲，翻译中的一个实质性错误，也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例如：新产品上市宣传册会因翻译的错误而丧失市场机会；标书翻译的错误使竞标企业的前期投入成为沉没成本；设备使用说明书翻译的错误甚至可能带来操作人员的伤亡，等等。
具体举例如下：
例1： 1999年初，作为全国首例，西安消费者李忠伟因其购买的诺基亚8810手机，说明书所描述的银色金属外壳与实际手机银色镀铬金属外壳不符，而以欺诈罪将该手机经销商和诺基亚公司诉至法院。法院最终认定涉案的诺基亚8810手机说明书中有关金属外壳的不准确描述系翻译失误，并非有意欺诈。
例2： 2006年4月28日，针对消费者和媒体近日对LEXUS雷克萨斯RX350车型中文版用户手册一事的询问和关注，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给千龙汽车发来声明，就雷克萨斯RX350中文用户手册中的翻译失误向中国消费者道歉。
误译不仅会导致经济损失，还可能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
例3： 2006年1月14日，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CNN对此进行了直播。当艾哈迈迪-内贾德指出“我们相信所有国家都有掌握核技术的权利”时，CNN却把这句话翻译成了“我们相信所有的国家都有掌握核武器的权利”，而后面的一句话也错译成西方国家不应该“剥夺我们拥有核武器（的权利）”。CNN的错译引起了国际轩然大波，气得内贾德拍案而起。“从今往后不许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的记者在伊朗境内从事新闻活动！”伊朗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16日发表声明，由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违反职业道德，因此它驻伊朗所有记者的记者证已全部被吊销，今后也不会再给他们颁发记者证。自知闯下大祸的CNN16日马上修改其报道，澄清了伊朗总统内贾德的当日发言，并通过其所有的平台，包括国际频道、美国频道及其网站向伊朗政府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深表歉意。
此例虽属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是不难想象由此而导致的CNN及其记者所承受的经济损失。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并确定以下结论：
1、翻译是也一种经济行为。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将翻译当作一种文化媒介，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和发展翻译事业，却忽视了翻译也是一种经济行为，特别是在当今的经济社会，将翻译事业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以经济的目光看待翻译事业，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当前翻译界所面临的问题，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就显得重要而必要了。
2、强势经济→强势政治→强势文化。从古至今，历来如此。翻译是政治、文化、经济交流的最直接的媒介，是文化传播的最重要的手段。那么，要想通过翻译手段，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就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以强势经济引导强势文化，从而重树中华文化的形象和地位，真正达到与发达国家平等对话的目的。
3、 翻译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辨证。翻译事业是引进先进的经济建设经验的媒介和桥梁，对经济起着带动和促进作用，而不良的翻译行为又会导致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同时，经济对翻译事业起着两方面作用：强势经济可以给翻译事业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而对经济利益的过分关注又会给翻译事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只有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翻译事业走向健康、稳步的发展。
